《周易》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書呢？

今天見到的《周易》，包括《易經》和《易傳》兩部分，所謂“傳”就是對“經”的解釋，這與《春秋左氏傳》的性質相同。

　　《易經》的創作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：陰陽概念的產生，八卦的創立，重卦並撰寫爻辭。

　　在古人心中，天地、男女、晝夜、炎涼、上下等生活中遇到的現象和概念，都體現著普遍性和相互對立的矛盾性。根據這種直接感受和樸素的觀察，古人把宇宙間變化多端、紛繁複雜的事物分為陰、陽兩大類，用陰、陽兩種符號表示，象徵著相互對立的種種事物和現象。

　　在此基礎上，古人以陰、陽兩種符號為“爻”，每三爻疊成一卦，於是就有了“八卦”這一概念。八卦分別是乾卦、坤卦、震卦、巽卦、坎卦、離卦、艮卦、兌卦。為了便於記憶，《周易本義》中還記載了一個歌謠：乾三連，坤六斷，震仰盂，艮覆碗，離中虛，坎中滿，兌上缺，巽下斷。

　　此後，又將八卦兩兩相重，就成了六十四卦。今天我們看到的《易經》就是六十四卦，分為上下兩篇，上篇三十卦，下篇三十四卦。這六十四卦除了卦象、卦名之外，還有卦辭和爻辭。所謂卦辭就是解說這一卦的基本內容的詞句，所謂爻辭就是說明每一爻的性質和內容的詞句。

　　據現代學者研究，卦辭和爻辭中所含的哲學思想可以分為三類：

　　第一類是講自然現象的變化，用來比擬人事。如《乾》卦的爻辭，就是以龍象的變化來表現人政治生涯的起伏升降。這些比喻，都是將自然現象的變化同人事活動聯繫起來進行考察，試圖在自然現象和人事之間尋找某種共通的東西，或借自然現象的變化說明人事活動的規則。其背後蘊含的觀念就是天道與人道具有一致性，這對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，有著很大影響。

　　第二類是講人事的得失可以轉化。卦辭、爻辭中涉及許多對立的事物，如泰否、損益、吉凶、往來等。《易經》認為，這些對立事物之間是可以互相轉化的，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思想。

　　第三類是提出某些行為準則，對人有勸誡之意。如《謙》卦卦辭說：“謙：亨，君子有終。”強調人有謙卑的品德，則可以取得好的結果。

　　可以看出，《易經》的卦辭、爻辭中，含有某些邏輯思維，反映了當時人的世界觀。

　　現存的《易傳》共七種十篇，包括《文言》，《彖》上、下，《象》上、下，《繫辭》上、下，《說卦》，《序卦》，《雜卦》，又稱“十翼”，是說它們是《易經》的羽翼，有輔助的意思，表示其創作宗旨是為了解釋《易經》的。《易傳》是今天人們研究《易經》最重要的“津樑”。

　　關於《易傳》的作者，唐以前多認為是孔子。目前，學術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，《易傳》作於春秋戰國期間，且非一人所為。

　　《易傳》是從哲學的高度解釋《易經》的，它使《周易》的內容邏輯化、系統化，也使《周易》從最初的卜筮之書最終發展為一部哲學著作。

　　我們今天讀《易傳》，可以發現很多哲學問題，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深刻的人生智慧。

　　首先是一陰一陽之謂道。

　　前面說過，《周易》的基本元素就是陰陽，《易傳》則吸收了道家和陰陽家的陰陽學說，以陰陽範疇解說《周易》的卦象、爻辭，並概括出一條總原則，即“一陰一陽之謂道”，認為這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。“一陰一陽”，就是有陽就有陰，有陰就有陽，陽可變為陰，陰可變為陽。陰陽兩個方面相互聯結、相互作用，這就是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，所以稱為“道”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觀察事物的性質就要從陰陽或正反兩個方面去看，既要看到陽的一面，又要看到陰的一面，不能有所偏廢，否則就是以偏概全、見仁而不見智。這體現了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思想。

　　其次是物極則反。

　　在事物盈虛消長的變化過程中，總是由於發展到頂點，而向其自身相反的方面轉化。這個道理易學史上稱為“物極則反”。《易傳》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此命題，但卻闡發了這一思想。“物極則反”，我們今天常稱作“物極必反”，在古人眼中它被認為是一條自然規律，這就要求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適度。

　　第三是憂患意識。

　　《周易》中充滿了憂患意識，認為人們只有“懼以終始”，不忘憂危之事，才能在危機中保平安。後人十分重視《周易》中提出的憂患意識，將其視為處理人生際遇的準則。所謂憂患意識，是說人無論是處於順境還是困境，都應時刻懷有警惕之心，即使處於逆境，也不要動搖自己的信念。正是基於這種憂患意識，《易傳》提出了“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”的主張，並將其作為安身立命的依據。

　　第四是趨時尚中。

　　為了避免傾危，保持安寧，或防止事物向壞的方面轉化，《易傳》提出要趨時尚中。所謂“時”，即時機、時運、時勢，“趨時”就是主動地適應時勢，及時抓住機遇，要想求得生存和發展，就必須“與時偕行”“變通趨時”。所謂“中”，就是不偏不倚，是將事物的各種矛盾處理得恰到好處，既不過分，又無不及，從而使事物處於最佳狀態。因此，《易傳》特別推崇“中”，要求人們“執中守正”。應該說，《易傳》中的“時中”理論，較之“中庸”又進了一步。

　　第五是“精義”“利用”“崇德”三者並舉的人生價值論。

　　“精義”反映著人與客觀事物之間的關係，它是獲得知識的途徑。知識是人安身立命的理性工具和基礎，“精義”正是對科學知識價值的肯定。“利用”是指人自覺地用科學知識作為手段創造物質財富，從而改善生活境遇，提高生命素質。人的自然生命是其人格價值的載體，無視自然生命的質量，也就否定了道德價值的生理基礎。“崇德”是人格價值的最高體現，是人的自然生命的精神歸宿。《周易·繫辭下》說：“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”是將知識、生命、人格三者有機地聯繫在一起，從而成為一個豐富動態的價值理論體系，這對於克服假、大、空的理論說教，避免物質享樂主義，都具有積極意義。

　　《易傳》中還提出天人協調論，主張人要“與天地合其德”，人既要發揮主觀能動性，在自然面前有所為，又必須尊重自然規律，與自然和諧發展，不能破壞自然。此外，《易傳》中的很多名言，如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，“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”等至今仍被傳誦，影響很大。

　　可以說，《周易》為中華文化的思想體系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。這個體系的要素包括剛健有為、中和思想、崇德利用、天人和諧等，其中剛健有為思想是處理各種關係的總原則；中和思想主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包括民族關係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等人倫關係；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決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關係；天人和諧思想主要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。這幾個方面，又以剛健有為思想為綱，形成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思想體系。